先遣悲歌——进藏先遣英雄连的故事

先遣悲歌

——进藏先遣英雄连的故事

作者：张林

朗诵：水竹

像几个漂荡的游魂，西北边防行采访组在阿里的土地上急急地走着，看上去仿佛目标清晰，信念坚定。但实际上，他们却是一艘无帆无桨的船，在顺水漂流。

也许无目标就是一种人生目标。

人生本无目标，所有的人生下来时只知道叼紧妈妈的奶头。活着，繁衍，就是宇宙赋予人类的目标，赋予生命的职能。所有的人生都是风中的蒲公英，在一种极其偶然完全不能自主的情况下走向生活。当年我为了改变命运而从军湖北，偏被从十余万部队中选出调往西北，然后又走向连梦境里都没有出现过的昆仑，整个经历和人生就是一连串的不可思议。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大手在操纵，你只能在命运选定的那个点上，那种环境里谋求所谓的人生意义。

就像我面前坐着的这个瘦削而健谈的阿里军分区老副司令贡保，他脸上挂一种迷惘的笑，悠悠地说：我并不是西藏人，10岁被迫进藏，14岁逃离西藏，而今天，我这把老骨头就要埋在西藏了。

除了用命运来解释，还能说什么？

身为青海湟源地方藏民的贡保在10岁时就空茫着双眼，漫无目的地翻过唐古拉山进入了西藏。他是被私奔的母亲带走的。他没有靴子，赤着一双小脚，十个脚趾甲盖全被铁青色的石头碰掉了。开始，还有吃的。但翻过一座阴冷的雪山之后，他们必须挖野草充饥了。阿妈摸一摸贡保草窝一样的乱发，把他领到了一顶帐房里。阿妈扛上一口袋青稞走了──她在抛弃了前夫之后又抛弃了儿子。当然，她也是为了活下去。为了这口袋救活阿妈和继父的青稞，贡保扛了一年长工。

11岁那年，他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跟上朝圣者，走到了拉萨。那是1940年。远远的，他看见了阿妈，他本应该哭喊着扑上去，但他已学会了沉默。苦难教人冷漠、迟钝、寡言。他只是披着那件长满虱子的光板皮袍，仰着瘦削乌黑的小脸，蹒跚着挪到亲娘面前。阿妈的眼神更呆滞更无神。“你还活着，”阿妈说，“看看哪儿好就到哪儿过吧。”

从此贡保没了亲娘。12岁的他迈过了哲蚌寺的高门槛，当了小喇嘛。15岁时，他因为没吃饱饭而逃跑，被抓回来毒打，在一口枯井里吊了一夜。手腕上的伤疤至今未退。他又联络了三个伙伴逃出来，连夜逃出了拉萨。

十个脚趾甲盖又被走掉一次之后，他回到了青海家乡。可是，亲生父亲已撒手西去。

“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的部队正在打兰州，贡保参了军。先被送去学汉语，然后又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社会主义理论。贡保哪里听得懂理论，一堂课能听懂三句话就谢天谢地了。

命运总是在要紧处显现神秘和力量。本来已经打背包到四川去，突然来了一架飞机，把小贡保拉到了新疆，拉到了王震王胡子面前。

王震将军

王胡子那时还很年轻，年轻就气盛，说出话来象铁豆子撒在钢板上。王胡子口若悬河地讲进军西藏阿里的伟大意义，贡保半懂不懂地听着湖南汉语，最后只有一句话让他半个世纪不忘。王胡子说，先遣部队拿下阿里首府噶大克以后，全部换回来。

贡保就这样换上毛皮大衣和毡筒，随一支骑兵进藏了。他们是从新疆于阗的普鲁村出发的。时间是1950年8月1日，解放军建军23周年的纪念日。

当时，西藏尚未和平解放，中共决策层有“迅速进军西藏”和“进藏条件暂不成熟”两种意见，毛泽东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进军西藏好处很多，是党员的都要举手。

不久，解放军分四路向心进藏：一路以18军为主力，沿川康线进军拉萨；一路以14军之一部沿滇藏线进军藏南；一路为第一野战军驻青海部队进军日喀则；一路为一兵团之一部从新疆翻越昆仑进军阿里，解放阿里全境。

一兵团之一部原计划为一个师，但由于情况不明，前程凶多吉少，从新疆出发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骑兵连。这是投石问路的一颗石子，投向绝地绝境，也许会有一声回响，也许什么也不会有。贡保正是这个连队的翻译。还有一个参谋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表兄罗桑坚赞。这个连队由十个民族的人员组成，组建的时间非常短。除股长李狄三、副连长彭清云等共产党员外，还有一些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人员，这为以后他们的惨烈境遇埋下了难以逆转的根苗。

新疆当地群众欢送先遣连进军西藏

先遣连驼队攀登昆仑山

骑兵连是沿着古于阗前往喀喇昆仑山和西藏的一条古道进入大山的。这条古道上，有和田河的支流玉龙喀什河。这条河从昆仑山搬走过无数的羊脂玉。

贡保记得很清楚，离开于阗10天后，连队走到一个三岔口，大雪不歇气地下了三天三夜，路上的雪托住了马的肚皮。洁白的雪晶像锥子直刺战士的双眼，他们瞎了，是雪盲，只能拽着马尾巴朝前走。在盛夏里穿着皮大衣的他们用冰凉的肌肤感觉着雪花的盛开。他们脖子烂了，脸烂了，嘴裂了，手肿了，凡是暴露在外的皮肤全部被严寒咬得血肉模糊。行进极为艰难。战士用黑色马尾编了眼罩，把大衣铺在冰雪上让马通过。那天晚上，在一个无名大坂上，一次冻死了9个人。贡保清早去拉他们起来时，发现他们无神的眼瞪得大大的，脸上竟挂着冰琉璃。

士兵们用牺牲的痛苦为中国奉上了绝命的美。

却无人知晓，无人为之垂泪。

搬一些碎石掩埋了他们，悲伤着痛苦着用醉汉一样的步伐朝前走。

过阿克达坂、过长流水和甘布盆地之后，他们看到了那个恐怖的石缝。至今贡保谈到这个石缝还为之色变。

石缝狭窄尖锐，仅容一人侧身而过。他们的皮衣和皮肉都被刀刃般的石牙割破了。风从对面灌进来，必须用胳膊挡住脸才能呼吸。

他们在傍晚刚拱出石缝，风暴裹着拳头大的冰雹和石块急袭而来，抱脑袋都来不及。先出去的几个人眼瞅着就不见了，被抛下了山崖。其他人全部被砸伤，一片鼻青脸肿。

终于翻过了昆仑山进入了阿里改则县境内的扎麻芒堡。

扎麻芒堡

革命传统教育

贡保说，李狄三股长伟大就伟大在脑子够用，为了不让敌人弄清实力，他派兵每天进驻扎麻芒堡一次。好像来的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团。

但是，骗得了敌人骗不了自己。先遣连抵达藏北后不久，几场大雪把后勤补给线全部切断。他们只能在原地固守到来年封山的大雪融化，才能得到给养。

他们先断了粮，又断了盐，只能靠打野牦牛和野驴，然后用白水煮了吃。

这样的吃食把人逼向绝境。

死神张开黑色的翅膀降临了。一种怪病在连队蔓延：发病之初，人出奇得饿，猛吃暴饮还不觉得饱；几天过后，人就不知道饿了，三天不吃不喝不喊饥。这时人就开始肿，先从脚肿起，再肿腿，肿身子，直肿到皮肤透亮迸裂，流出一股股黄水，人就咽气了。

李狄三对彭清云和贡保说，这可能是恶性传染病，要进行隔离和消毒。

不行，越来越多的战士开始脱不下鞋和棉裤，殷勤倍至的死神索去了越来越多的生命。

开始还能把牺牲的战士从地窝子里帐篷里拖出去掩埋，后来已没人有这个劲了，就那么与死人睡在一起。渐渐地，地窝子里的人全死了，地窝子便成了坟墓。

连李狄三也不能幸免地浑身肿了起来。在他不能走路的时候，他用绳子在帐篷外拴上一只铃，需要给战友鼓劲的时候，就摇响铃铛。这时，连队的党支部委员就会手拉着连接各帐篷之间的绳子摇摇晃晃地走进来或爬进来，商讨如何坚持到大部队进驻阿里。

喀喇昆仑山另一侧的王震司令急得跳脚，却毫无办法，那时的阿里，真是连飞也飞不进去。王震两次致电西北军区为先遣连请功，称该连“历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艰辛，最重之苦难”。西北军区在先遣连最困难的1951年1月30日决定，授予新疆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进藏先遣英雄连”称号，给全连136名官兵各记大功一次。

进藏先遣英雄连

死亡的巨大震撼力使人在精神上产生迷惘。蒙古族战士道尔吉和赛买尔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离开了连队往回走，他们不想叛逃，只想找到有吃有穿的大部队。九生一死后，饿昏过去的他们被一个修路的团队救起。那位团长让他们吃了一顿面条，抱给他们两床被子，不酸不凉不冷不热地说：“山上苦啊，受不了就留这儿吧”。

两位逃兵的自尊受到了最大的蔑视，他们终于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死更难受的事。三天后，他俩又一次“逃跑”，跑到了于阗，面见当时的师长后来的中印自卫反击战西线总指挥何家产。何家产并不批评他们，只是说，你们也吃了不少苦，留下吧，等驮运队上去时再给先遣连另补几个人。

两位蒙古族士兵泪水满面。

他们又上路了，这一次，是九死一生地返回了先遣连。

先遣连致电请示何家产：可否根据两位蒙族战士的请求，取消他们的荣誉。

何家产立即复电：

李狄三并英雄连党支部：

你连战士道尔吉、赛买尔两同志，去年九十月间，自两水泉离队，纯属迷途后沿原路回师部，决非出逃，亦非开小差。光荣同属道、赛两同志。此复视命令执行。

师长兼政治委员何家产

1951年2月11日

慈不掌兵，何家产却是名将。

道尔吉后来拖着浮肿的身子，把自己绑在马背上追击叛匪，在战马上咽了气。赛买尔则在复员后不久去世。

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

冰雪消融的1952年5月28日，我后续部队300余骑翻过界山大坂抵达藏北。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在大部队到达两小时后病逝。虽然他当时已经没有了意识，但也算活着看到了胜利吧。

人民功臣

先遣连共牺牲63人。

何家产将军

何家产（1917—1977），江西省上犹县人。1931年参加家乡的武装暴动。1932年被选为湘赣省工会代表大会代表。1934年8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任营特派员、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三五九旅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旅副参谋长、团长、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师长兼政委，和田军分区司令员，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福州军区参谋长。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我给三十里营房的高山病研究所所长张西洲去信，询问当年害死先遣连人员的那种暴病到底是什么病。

张西洲复信说，“由于资料奇缺，很难判断他们究竟患了什么病。解放初期我国尚未认识高山病。1952年修筑康藏公路，因大批筑路人员暴死，经中央派人调查，翻阅国外资料方认识到是因高山缺氧引起高山病所致。”

“现在看到的先遣连的资料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这些回忆事隔40多年不一定很可靠。牺牲者大多死亡前周身水肿、饥饿、暴食等。我认为，部队进入羌塘地区南征北战，因长期劳累、严重缺氧发生了高原性心脏病，当时没人知道这种病，所以也谈不上治疗。另外，当时缺乏粮食、食盐和蔬菜，造成人员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引起水肿。没有调味品，人不想吃东西，一旦饿急了就猛吃。当然，这只是猜测。”

死亡并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先遣连在迎来了大部队之后，莫须有地被诬陷成了企图逃往克什米尔的叛军。

是从成都来的一位瘦削的联络员定的调子。

先遣连在阿里全境解放后驻守中印边境的达玛山口一带。这一地区太艰险了，甚至今天的边防部队进去一次也要九死一生。以先遣连的通信装备，是无法与上级沟通联络的。悲剧就这么发生了。英、美、印等国电台广播“中共驻藏北军队非法越境，侵占邻国领土”，引起了上级的关注。

联络员带着工作组来了，他想弄点功勋回去，以免白辛苦一趟。

联络员专门收集牢骚。

死了63个人的连队不可能没有一句牢骚。虽然他们是把自己绑在马上走过千里藏北无人区，与叛匪作战的。

牢骚是连长曹海林说的，要是我当国家主席，就不要这地方了，草都没有么，死那么多人，抬都没法抬。

指导员李子祥于

2013年12月5日去世前的照片

指导员李子祥虽然冻掉了七根手指，但仍有享乐思想，打了狐狸先给自己做了一条皮领子。

更要命的是他们都是起义人员。

一天早晨，有命令叫先遣连不带武器紧急集合，先遣连的人员去了，看到别的连队都荷枪实弹。连长曹海林以下30余人全部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原来是一个战士在威逼之下被迫承认连队有一个“以曹海林为司令的叛国集团”。

对于联络员上报的证据，西藏有关部门轻易相信，建议中央批准“就地正法七、八个人”。

新疆军区王震、左齐将军怀疑此案有冤，经反复交涉，上级决定将“叛国集团”先押解新疆再调查处理。

与此同时，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正在北京参加会议。得知噩耗，立刻跪倒在老首长、总政副主任甘泗淇、李贞将军夫妇面前痛哭失声：“我是副连长，也是个头子，连队叛国先毙了我吧。”

甘泗淇在房中踱来踱去，“你冲动个啥，我们还没批嘛！”他锁着眉头又说：“既然要叛逃，为啥要等大部队到了才跑呢？证据不足啊。总政要等新疆军区的结论到了再定性。”

郭鹏将军

新疆军区不同意这种诬陷。二军军长郭鹏更是怒火满腔。他在焦急地等待他亲自送去出征的好战士。他送走的百十条挑选出来的精壮汉子，只活着回来了一半，而且是被当成叛匪武装押解回来的。

昔日项羽带八千江东子弟起兵，兵败乌江，他看到子弟兵个个血满征衣战死疆场，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

郭鹏军长如何见那些在死亡的门坎上拼搏了两年的部下？

先遣连参谋周奎琪用他被绑得终生麻木的手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当我们被捆绑在驼背上押回新疆时，大家的精神都不好，心里很委屈。一过桑株达板，好多人就哭，心想见到亲人们怎么说。昔日的首长、战友还有送我们出征的各族群众会怎么看待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心里的委屈吗？谁知我们到达叶城时，郭鹏军长早已驱车等候在那儿了。当我们的队伍离军长还有几十米时，军长就大步迎了过来。队伍停下来了，谁也不说话。军长绕着队伍转了一圈，当他看到我和曹海林等七八个“要犯”被绑在驮子上，曹海林和我的脚上戴的是阿里的头人锁奴隶的脚镣，从骆驼肚子底下绕过去锁住双脚，铁链子不够长，押解我们的人就砸断链子，在中间接上毛绳。军长眼里流着泪看了曹连长好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就给曹连长解绳子。

这时，负责押着我们的一位干部领着西藏来的一位参与调查此案的联络员赶紧上前制止说：“首长，他是叛国集团的首犯。”军长回头望了曹连长一眼，又看了看那位干部，猛地转身，一挥臂，重重地一巴掌打在那位干部的脸上，大声道：“混蛋！”

军长一一为我们松了绑，大声而又哽咽地说：“让大家受委屈了，听说你们要回来了，兵团和军里的首长让我来迎接大家，王（震）司令员让我转告大家要相信党组织，党也相信你们大家能安心养病，接受调查，尽快把问题搞清楚。我相信同志们，是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的。”

我们听到军长这句话时，再也忍不住了，曹连长首先大哭起来：“军长，我们冤啊！”

军长强忍着泪水拍打着曹海林满身的尘土点了点头……

1954年，经过一年的调查、甄别，先遣连叛国集团冤案平反。但所有人员均被遣散、调离。以后的多次运动中他们的历史旧帐一次又一次被翻腾出来，多人被游街批斗，其中4人被活活整死。到1996年，该连活在人间的老战士只有7人。问及那时的经历，他们眼角眉梢透露的是麻木和茫然。

西藏方向那位“打虎”有功的联络员被撤消了荣誉。不知他是否还活着。有的人压根就是善良品质、优秀人格的天敌。不论他身在何处，是红是黑，都令人讨厌，都会打击陷害同类。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俯拾皆是，一抓一把。为什么一旦出现有利于陷害的环境和条件时，马上就会有人去献媚、告密、出卖？这种人格构成上的缺陷是怎样产生的？

普兰

贡保没有受牵连，他那时已经调离了这个连队。他跟随骑兵部队进驻了阿里西端与尼泊尔接壤的普兰。当时毛主席有一句话，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地区里，靠驮队缓慢艰难进行的后勤保障无法养活部队。一天一个人三两炒面，战士饿急了，用舌头把水磨房墙上沾着的面粉屑都舔了一遍。营长、连长天天带贡保去见普兰宗的宗本索南仁钦，愿意以四块银元卖十斤青稞的价格购买粮食。索南仁钦眯着双眼一脸冷笑就是不卖。

骑兵营靠杀战马度日。

被反复拒绝同时又反复挨饿的贡保每上一次头人居住的山，腿子都要抖一整天。他太饿了，他需要热量，他知道他的战友甚至比他还需要热量。他知道，如果按纪律去游说，只能大家一块饿死。他暗暗定了一个计划，要单独行动，以自己的命去换粮食。

这天早晨，他把手枪揣到腰里，神色平静地对连长说，我今天非把粮要出来，下午五点不见人，你们去领我的尸体。

连长说，千万别惹事。

贡保说，我要干了坏事就是反对毛主席。

贡保抖着饥饿的腿子爬山，爬到了头人的白色大门外，见门没开，靠在门上就给睡过去了。仆人来开门时，他一跟头折到了院子里。

一个家丁横眉立眼地冲着他吼一声：干什么？

走路！贡保不示弱。

走走走！汉人的走狗！

你个狗操的才是走狗！

你再说一遍！

你个狗操的是头人的狗腿子！

家丁唿喇拔出藏刀冲上来，贡保一皮靴把他的刀踢飞，用枪把砸过去，家丁昏了。然后他把所有的家丁都逼进厨房锁起来，转过身还啐了一口唾沫：走狗，恶狗，统统的狗，藏族人不是！

贡保冲进宗本的房子，宗本正在喝酥油茶，背后的墙上挂着一长一短两支枪。贡保冲过去把枪下了，冷冰的枪口捅到宗本的太阳穴上：“把粮食拿来，不拿粮食枪毙！”

宗本怕了，从怀里摸出一大把黄灿灿的钥匙，“贡保，这个宗本你当，我不当了。”

“我不当你这种吃人肉剥人皮的狗东西，我要把你拉到山下马上枪毙。”

贡保挥枪把宗本押到山下，正碰上焦急等待的连长和营长。连长一看他竟敢违反民族政策，把宗本抓了，气得给了他两耳光。营长也恼了，给了他一皮鞋。宗本听不懂汉语，问贡保：“他们为何打你？”

贡保的脸本来就黑红黑红的，这会儿更胀红得象要喷血，“他们说怎么不把你早点毙掉，说让赶快就地枪毙！”

宗本当场就吓得晕死过去。

过了半小时感到还没被毙，宗本偷偷睁眼一瞧，营长正和言悦色地对着他说什么。贡保却不翻译，只大声怒喝：卖粮不卖？说！

卖，卖，马上卖。

贡保说，对付不讲理的人只能用不讲理的办法。当天宗本就让人卖给部队粮食，13个银元二十斤青稞，共卖了一千斤粮。

骆驼运输队

“我后来在普兰名声大噪，59年平叛，一说我贡保来了，叛匪就逃。他们多次策反，我从没有动摇过。三次暗杀我，都没有弄成事，我的命大呀。1957年反右倾时，有人想到了我企图枪毙县长的故事，说我不讲政策，胡整，给我一个警告处分。我骂他们，我弄来的粮食你们吃的时候，饿死鬼一样抢，咋不说违反政策？你们现在肚子吃饱了，不饿了，想起处分我了？啊！领导听了笑笑，给我换了个连队，把处分撤了。”

“你问那个达赖的表兄？啊，他呀，1957年转业当了阿里地区第一任专员，威信高得很。达赖叛国时，他不顾暗杀的危险劝阻外逃的群众。后来有人说他是特务，被贬到青海当了个畜牧场场长，后来就不知道了。”

“幸亏我没有转业，我是全西藏唯一一个当了44年解放军的干部。昆仑呀，你是大军区来的，你给我评评理，现在授军衔为啥不给我这个老兵授。我是藏族的代表呀，我为西藏解放流过血哩。哪怕你给我授个少尉我也高兴，说明你承认了我的贡献，可是，我现在连少尉也不是呀……”

看我一脸无奈，贡保说，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不要在意。然后话头一转，又说起好玩的事：“1973年我在乌鲁木齐才第一次看见火车。我高兴死了，那么多房子他给谁住呢？几百个人钻进去了，过了一会它跑啦，不见啦，我越看越奇怪，想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1984年10月，我才第一次坐火车到兰州。想解手，同行的人逗我，你在车下咋不解咧，现在没办法啦，你憋着吧，过两天到兰州后再上厕所。我一想，谁憋尿能憋两天？太难受了，我就一把拉开窗子，往凳子上站，他们问，贡保你干啥？我说，我非要把它从窗子里干出去不可！”

“他们挤眉弄眼地哈哈大笑，厕所有呢，在车厢头上，快去吧。”

贡保终于没能按王胡子的话返回新疆，开始在阿里的首府狮泉河落脚，担负复兴阿里之责。阿里地区的军事力量也历史地归属新疆军区管辖至今。1996年夏天，我到狮泉河打听贡保的下落，答曰，离休后搬到拉萨了，拉萨请他去当政协委员。今年春天，阿里分区的政委告诉我，贡保副司令去世了，好几年了。

最右侧即是贡保

先遣连里今天还活着的几个人天各一方，再也无法聚首，再也回不到阿里。孔繁森到阿里后听到了这段悲歌，他说，请转告先遣连的老英雄，阿里人愿意为他们养老送终，愿意为他们提供生活费用。但老英雄们终于没有来。副连长彭清云是先遣连结局最好的人。他以副师职干部的身份离休，现住乌鲁木齐市郊的一个干休所里。

我眼前的彭清云是一个矮矮胖胖的老人，穿一条旧军裤，在干休所的水管边洗着什么。他对我说，我的战友都死了，我也快死了，我的一只眼睛因患糖尿病已经瞎了。我不怕死，但我还不能死，我要做这段历史的人证。

彭清云抱出一摞摞的稿纸，有的是钢笔写的，有的是打字机打的，全是写得他的战友。他正用另一只视力很差的眼睛为他那些在悲歌中逝去的战友们写电视剧本，写得很苦。但是，谁会有兴趣了解那个消失在大山深处的连队呢？有谁会去拍这部敏感而又风险极高的片子呢？又有谁有勇气让你发表？

彭清云不管这些，他奋力写着。他被巨大的冤屈鞭策着。他一辈子没有同迫害先遣连时没勇气讲公道话的团长安子明和解，直到安子明去世，两个男人也没搭一句话。

彭清云说，我死也不会原谅他。

彭清云真的受到了株连，他干了几十年革命，身背大功，又是英雄连的副连长，却只当到农场的副场长。

彭清云老人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悲剧。

中国的历史同样充满了悲剧。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们没有胆量有勇气正视它。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崇高是尸骨与血河组成的圣殿。

在悲剧发生的那一刻，有一百种一千种避免的办法，但是，却没有力量改变那冥冥之中决定性的结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千年一脉，难以更改。

河北人李狄三和他的62个部下躺在了阿里的脚下，他那些活着走出阿里的66个部下也已在悲剧中演完了自己的角色，谢幕退场，埋骨青山。

那位为了自己使命——为战友申冤的彭青云还没能完成心愿，就走到了奈何桥头。

他们像一艘担负重大使命，驶入死亡险境的航船，经过奋力拼搏终于抵达了彼岸，但是船上却不见人影，空留着无数的功勋、鲜花，还有鲜血……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

起来谛听这钟声

起来吧

旌旗为你招展

号角为你长鸣

为你，人们献上无数的花束和花环

为你，人群挤满了海岸

为你，这波浪般的人群在呼唤

多少张殷切的脸在转动

在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哟

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吧

在甲板上，这似乎是梦幻一般──

你已经浑身冰凉。合上了双眼

我的船长没有回答

他苍白的嘴唇永远不动了

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

他的脉搏停止，知觉消失了

我们的航船已安然抛锚

它的船程已经终了

这胜利的船

征服了惊涛骇浪，凯旋归来

啊，欢呼吧，海岸

鸣响吧，钟声

然而，我却以悲痛的步履

徘徊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浑身冰凉，合上了双眼

──惠特曼《船长》